基于以上及其他许多的理由，把禅学直接转译成西方的处境，是既不妥当也不可能的事。但是一个关心其治疗目的的精神治疗师，当他看到一个东方的灵性“疗愈“方法的究竟目标时，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我们都知道，两千多年来，有许多头角峥嵘的东方贤人致力于探究该问题，也开展出对应的方法和哲学，那是西方类似的成就望其项背的。

我们的尝试（除了某些例外）不外乎巫术的（秘教仪式，包括基督教在内）或是知识性的（从毕达哥拉斯到叔本华的哲学）。在我们西半球这里，只有歌德的精神悲剧《浮士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称得上窥见一个”全体性体验“的突然。（注1）

而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欧洲文化里最有前景的成就的究竟意义为何，尽管它们承袭了希腊文明（我们文明的雏形）的物质性和直观性。(注2)

虽然我们的知性把猛禽自远方发现小老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重力却还是限制了知性，而当知性不再搜寻猎物，而朝内心探索那个搜寻者的时候，“诸行”也把知性困在一个充满着让人困惑的意象的世界里。

的确，知性落入一个难产的阵痛，被无名的恐惧和危险缠绕，面对着各种海市蜃楼和迷宫的威胁。而最坎坷的命运也正威胁着探险者：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如深渊般沉默的孤独。

有谁知道“巅峰时期作品”（例如歌德的《浮士德》）的深层动机或者“载奥尼索斯经验”的震颤是什么东西？

我曾经建议人们去读一读藏传佛教的《中阴救度法》，以了解东方人是怎么思考我们西方人所谓回归全体的”死亡之路“的痛苦和不幸。那才是重点，而不是什么善巧的模仿，或知性的杂耍。

一个没有专断而短视的专业意见包袱的精神治疗师，经由暗示或片段的信息，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如果他囿限于其准生物学的信条，他就会一直要把他所观察到的东西化约为陈腐的熟悉事物，然后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概括它们，而大概只有耽于幻觉的人才会对此心满意足。

然而“有某个东西可以让人满足”，那才是幻觉的极致。那个幻觉躲在一切无法忍受的事情后面，把所有进步抛在后头，是最难以克服的东西。

如果精神治疗师能够在助人之余反省一下，或者他偶然被迫看清自己的幻觉，他会看到，所有理性主义的化约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命时，是多么的空洞而肤浅。

如果他继续探索，他就会明白“那谁也都偷偷地走过的坟门户”所指为何。

我不想被认为是在推荐或建议什么。但是当一个西方国家的人谈到禅学的时，我觉得有责任告诉那个欧洲人，通往“开悟”的“漫漫长路”的开端在哪里，而那条只有少数哲人走过的小径有多少险阻艰难，或许就像是高山上的信号台，在风雨如晦的未来里照耀着。

如果有人认为“开悟”或“正定”可以在低于那个高度的地方遇见，那会是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一个全体性经验不可能比全体廉价或低下。

而它对于心理学的意义可以见诸以下的事实：意识只是整个心灵的一部分，而无法涵摄心灵的全体，因为它还缺少了横无涯涘（sì，水边）的无意识领域。

但是无意识领域既不能以熟练的公式去捕捉，也无法以科学教条去区魔，因为里面附着了类似命运的东西，有时候甚至就是命运本身，正如《浮士德》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经常暗示的。

要获致全体性，就需要全体的介入，少一分都不行，没有料拣或替代，也没有妥协。

《浮士德》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尽管评价甚高，对于欧洲人而言却深奥难解，同样的，我们很难期望初窥心灵的幽暗世界的有识之士们，对于一个陷于“个体化历程”（即我所谓“成为整体”的经验）的种种困惑的人的心境，能够有什么正确的观念。

于是人们拿出病理学的词汇，用“精神官能症”、“精神病”之类的术语安慰自己，嘴里嘟囔着“创造性的奥秘”，但是如果他们刚好不是诗人，又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呢？

由于这样的误解，现在有许多人僭称自己是“艺术家”，仿佛“艺术”和“能力”没有关系似的。如果人们没有什么可以“创造”，那么他们或许可以创造自己。

禅学透显了“成为整体”对于东方人的意义有多么重要。探究禅学谜语或许可以为怯懦的欧洲人壮胆，或者为他们的近视配一副眼镜，好让他们至少能够“管窥”至今仍然笼罩在雾里的心灵经验的世界。

而结果也不会太差，因为借着“自我暗示”，那些惊弓之鸟可以免于继续堕落或类似的重大事件。然而我要提醒专心且有同感的读者，不要低估东方人的心灵深度，或者以为禅学是很容易的事。(注3)

西方人热衷于字面意义的态度，对于东方的思想宝藏并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在禅学里幸好不像在印度宗教里那样，没有那么多深奥难必的语词。

禅学也没有像啥达瑜伽那样复杂的技巧，那些技巧反而会让以生理学思考为取向的欧洲人误以为可以经由静坐和调息获致精神的成就。

相反，习禅需要的是知性和意志力，正如成就许多伟大事业一般。

｜注释｜

1､我要提一下英格兰的神秘主义者布莱克（William Blake）。

2、希腊人的天才指的是意识闯入物质世界，褪去它原本的梦境。

3､“禅不是消遣，而是生命的严肃课题，没有哪个笨蛋会胆敢接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