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其实没什么大区别，早期正规的汉传佛教都有密法的实修，和藏传佛教差不多。但从佛教的传统教育来看，汉传佛教对密法强调得越来越少，所以人们会认为真正的密法仅存于藏地。其实，现在人们常常谈到的多是显宗和密宗的区别，而并非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差别。佛法没有任何的分别概念，只是因为弘法的愿力和众生的授教机缘不太相同而已，无论什么地域、何种派别等等，弘法者都希望能如理如法的秉承佛陀的教化，传承好佛法的传递，能让更多的有缘众生找到适合自己接受的离苦得乐的方式和方法。

据考证而知，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从欧洲传入美国。在早期，大约在1973年西藏僧侣希腊雅典创建了“乌金滚桑却林寺”，继布鲁塞尔之后，雅典亦成为宁玛派在欧洲的弘法和活动中心。受学于印度大吉岭乌金滚桑却林寺宁玛派丹珠尔活佛的比利时喇嘛滚桑却杰多吉，在其故国布鲁塞尔建立了宁玛派金刚学院（1971），在布鲁塞尔和希腊雅典建寺。

19世纪末，出生于康区的甘珠尔活佛（？—1975）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徒，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法脉得到流行。从那以后，藏传佛教渐渐在西方得以广传，特别是在嬉皮士流行的那段时间，像约翰列农等很多人都曾接触藏传佛教，接触过密法。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包括宗教在内，很多历史沿袭的基本元素，必须向多元化发展，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宗教。就连人们认为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也在发生变化。很多早期信基督教的西方人改信佛教，特别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反而一些到西方的中国人，开始信基督教。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而是到了西方社会后，找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在教堂里还能感受到一些温暖，感受到教会里有爱，这让不少中国人觉得基督教也挺好的。

有些我国汉传佛教的法师也会到西方去传教，但他们有个习惯，往往只去唐人街对华人传教。包括像台湾佛教这么发达，可台湾的法师们到了西方，还是习惯针对华人讲经说法，因为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很多法师无法改变自己，去适应面对西方人的传教方式，而且在他们所受的佛教教育里，通常没有像藏传佛教那么强的系统与逻辑，面对沟通与交流存在的屏障，大多只能固守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使用自己熟练的传教方法，这也是汉传佛教在西方弘法存障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小接受的藏传佛教教育，“辩经”这一科目其实是辩正学，这使得喇嘛们会对各式各样的提问有系统的思维能力和极强的逻辑性，无论面对的是华人还是西方人都是一样的。

藏传佛教的法师们到了西方，发现去唐人街给华人讲经说法和直接进入西方的各个阶层讲经说法差不多，因为很多华人竟然认为藏族人和他们不太一样。早期去到西方的喇嘛们，很多也不懂汉语，所以也不会说见到华人就有归属感，见到西方人就有陌生感。很多喇嘛后来都是接受英文教育，读西方的大学，直接进入西方社会，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中。

讲英文的喇嘛到了唐人街，融入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他们进入西方人的生活圈，通过学习基督教的文化和思想，甚至有些意志力很坚定的喇嘛，会去读神学院当牧师和神父，用多年的时间把基督教的传教方法学会以后，再把喇嘛的衣服换回来穿上，开始在西方广传佛法。所以，不要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有些人到了西方就变了，其实他们早就发了愿，一步步实现自己弘法利生的目标。

藏族人的意志力是很强的，他们对佛教的信仰是真实、虔诚而狂热的。从很多人做大礼拜到拉萨朝圣就能看出来，他们非常愿意付出，能够吃苦，适应力极强。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藏传佛教的上师们在西方教化了众多信徒，有华人也有很多西方人。比如在美国，藏传佛教的寺庙和道场，已经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都有，然后亚洲比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他们都喜欢学美国人，一看藏传佛教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兴起了，很多亚洲人又开始一窝蜂地跟着美国修行团队学起藏传佛教来。

藏传佛教本身的魅力让西方人着迷，而且藏传佛教严密的逻辑和西方宗教相比，胜出很多，整个佛教一直都是如此完美。单从西方宗教的“选择大爱”来讲，佛教讲的“慈悲”就将有选择的大爱比了下去。选择大爱和真正的博爱、大爱还是不同，选择大爱是对他们喜欢的人，可以付出所有的爱；但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却会付出所有的仇恨。佛教的“慈悲”和没有选择的倾向，这是一种无我的包容和理解，这种慈悲的态度，是永远没有敌人，要慈悲爱你的人，也要慈悲不爱你的人，不仅要慈悲人类，还要慈悲六道一切如母有情众生。只是这一点，就远远超过西方宗教的思想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