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区分为“理性型”（ homo sapiens）和“活动型”（homo faber）两大类。然而，“活动型”的性质决定此类人往往容易陷入沦为自身所创造的物质的奴隶这一极为危险的境地。

      人类创造生产了无数工具，有效地运用于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但是，人类时常为自身所创造生产的道具所制约。其结果是丧失了自身的主人公地位，沦为境遇的卑下奴隶。

最为可悲的是，我们自身往往意识不到这一客观事实。这种社会现象明显地体现于思想意识领域。人类创造了无数具有社会价值的理论观念，并且谙熟运用这些理论观念来把握客观世界。

但是，我们往往将“观念”误解颠倒为“实在”，将“思想”误解颠倒为“体验”，将“体系”误解颠倒为“生活”。我们虽然明了，无数观念以及概念都是人自身创造之物，而绝非终极实在，然而我们却时常忘却了这一点。

禅者对此道理了若指掌，所以禅门的所有“问答”都以放弃概念化的虚伪假面为直接的追求目标。因此，禅往往被误解为“非理性”或“践踏一般客观世界”。

八世纪的中唐时代，禅门居士庞蕴初参马祖，曾问：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某学僧参仰山禅师嗣法弟子西塔光穆禅师。僧问：

“如何是正闻？”师曰：“不从耳入。”曰：“作么生？”师曰：“还闻么？”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两段问答呢？首先，第一段问答涉及了难以做到之事。难道有谁果真能“一口吸尽西江水”吗？没有！因为依据常识经验来判断，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绝技”，所以是一个毫无解决办法的话头。

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可以办得到的事情，那么这一假设与所谓“不与万法为侣者”（借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相当于“至高超越者”，即“上帝”或“神”）以及其行为有何关联呢？

禅林古德所言之意在于，如果打乱推翻为日常经验所制约的客观秩序，就能够理解“至高超越者”；还是在于，所谓“吸尽西江水”，仅仅象征彻底地否定一般现实世界；或者在于，“至高超越者”能够到达这一“绝境”呢？

显而易见，古德并没有去开动脑筋、冥思苦想。古德提出的“吸尽西江水”这一要求，其背后并无任何引经据典之意。它与“来，来，来！来喝茶！”等诸如此类的日常用语一样，只是古德信口而出之语。

对于马祖来说，“不与万法为侣者”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随处可见的世间万物。

有僧参问赵州和尚（778—897）：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赵州）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

赵州和尚的回答随口而出，其背后既无理性的踌躇，也无机械化的模式。马祖的“西江水“与赵州的”柏树子“如出一辙，都是极为自然的表露。

前述的“如何是正闻？“这一回答的思路略微有别于”西江水“之问。在暗示否定主义这一点上，前者的意图较为明显。

当禅师口称所谓”正闻“、”不从耳入“时，其脑海中可能显现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倡导的否定理论。依据此经，般若（至高智慧，或大智——作者注）非般若，故而般若为般若（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作者注）。

光穆口称”正闻“、”不从耳入“时，其脑海中可能显现了这一至理吧？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禅者。这是因为，在禅的世界里，抽象、辩证法、智慧分别等是不存在的。

耳闻钟声，人们一般毫无踌躇地脱口而出：”我听见钟声了！“眼观鲜花，人们一般毫无踌躇地脱口而出：”我看见鲜花了！“

光穆的脑海中并非在思考什么般若哲学，他的经验往往基于自身的直率、直觉以及审美式的理解，所以不存在任何哲学形式的反省。

因此，他完全洞察参学僧尚未理解自身的答意，从而间不容发地反诘：“你听到了吗？ 你知道吗？“禅者的见性慧眼洞察了参学僧的感觉世界。可以肯定地认为，光穆的慧心绝对没有脱离感觉世界的直观。